八一年到八四年，我在石家庄陆军学校上学期间，发生了两件全军性质的大事儿。第一件是九月一号我们正式入学以后没几天，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举行了八零二演习。当时电台和电视台等各种媒体都报道了此事，为了保密，当时新闻媒体上并没有说在张家口，而是说在华北某地。因为周边的中队领导和同学们，都直言不讳地说张家口，而不说华北某地，还让我有了些许知道了秘密的特权优越感。
第二件是八四年一月一号，铁道兵脱离军队系统集体转业。几十万名官兵组成的铁道兵，作为一个兵种，从部队序列中消失了。当时正是引滦河水进入天津，简称引滦入津工程完工三个多月，参加这个工程的部队主要就是铁道兵。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铁道兵集体转业，很有一点鸟尽弓藏的悲壮感。
我对铁道兵的了解，最初是我小时候村里人去当兵。虽然当时当兵还是一个很热门的事儿，大家都想通过当兵来改变自身的命运，最好是能提干，可以永远离开农村。即便是不能提干，学个开汽车也不错，复员回来以后，能在乡镇企业安排个工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在来征兵的军兵种中，宁愿选择当兵时间长点的空军和海军，也不乐意去当铁道兵，原因是铁道兵总是干活太累。
紧靠我们村北边的一个村子叫平义分村，属于怀柔县。平义分村北当时正在修大秦铁路，我和小伙伴们去看过他们干活。这些铁道兵们，住的都是用竹木杆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房，虽然这些房子搭建得很整齐，但一看就是夏不避暑冬不保暖。这些简易房子里面的内务非常整齐，跟电影里面部队的内务一样。这些铁道兵们，上下班都排着整齐的队伍。他们的着装挺有特点，每个人不戴军帽都戴一个柳条编的安全帽，虽然穿着军装，但每个人肩膀上都有一个垫肩。
小时候在村里小学校操场看电影，正片之前都会放一两部加片，大部分都是新闻简报。新闻简报的内容不是伟大领袖又会见了哪些外国朋友，就是祖国各条战线又取得了哪些成就。
其中有一部新闻简报，说的是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开始介绍了成昆铁路沿线的高山峻岭，又说多少外国专家们都说了，这种地形根本就不能修铁路。结果用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不信邪，经过多少铁道兵官兵们的多年努力，终于把这条铁路修通了，然后就是沿线各族人民载歌载舞庆祝这条铁路的开通。说这条铁路跟万里长城一样，是世界第几大人造奇迹。
在介绍修建成昆铁路不易的时候，说为了修筑这条铁路，有多少名铁道兵官兵牺牲或致残。小时候对牺牲没有过多的概念，觉得就是一些数字。就像说解放战争，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歼灭了八百万军队。我开始以为就是这八百万人都了一样，虽然感觉人很多，但没有具体或者切身的体验。
在和平时期，铁道兵相对于其他军兵种，干着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虽然没有见到权威的数字统计，但仅从公开的新闻媒体报道，我感觉铁道兵是人员牺牲最多的一个兵种。按照我们村里人的说法就是：每年打一次靶，每天都干活，弄不好还牺牲喽。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才逐步理解牺牲意味着什么。也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永远从这样一个世界消失了，带给他们家人永远的无尽悲痛。
铁道兵集体转业，改制成铁道部所属企业。对大部分普通战士来说，未必是坏事儿。因为对农村入伍的战士来说，转成吃商品粮的国企职工，这当时是很多农村战士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但对干部来说，则未必是好事儿。因为作为部队干部，原本转业以后能回到家乡安置工作，虽然当时政企还没有分开，但大部分都是安排在政府机关。集体转业以后，不光是远离了家乡，而且就地改成了企业干部，没有极特殊情况，基本与政府机关干部无缘了。
人都有念旧情节，何况作为当时虽然挣钱不多，但政治地位不低的军队。所以对铁道兵一刀切集体转业，很多人想不通，我是能够理解他们的。
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中队长韩煜光和教导员屈永波，作为年长我们十几岁的老大哥，尽最大可能把大家分到离家近一点的部队。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还可以感觉到当年他们这种人性的温暖。
在军校期间，学员们的入党比例比部队战士要大，将近百分之五十。我属于表现一般的另外百分之五十。临近毕业的时候，我找屈教导员谈这个事儿。教导员跟我讲：中队会把入党和分配去向考虑，你今后到部队，入党根本不是问题，但分到哪个部队，然后再向离家近的部队调动就很困难了。
毕业的时候，班里大部分战友合影留念。前排左至右：王海龙、陈生、刘峰、杨跃坤、郭晓军、王荣旗。后排左至右：杨武、涂晓光、陈少军、王春才、赵阳利。拍照时临近毕业离校，王力夫和吴向军去石家庄市购物，所以照片中缺少了他们俩。
我们班长杨跃坤，老家是衡水枣强县的，他是从驻地在承德丰宁县的守备五师考入军校的。当时一听守备部队，不用他解释，我就想到了依托既设的坚固阵地死战不退的悲壮。毕业分配的时候，中队把他分到了在石家庄附近的二十七军。我们班与他一起分到二十七军的还有，石家庄市的陈生，元氏县的王荣旗。
唐山市的赵阳利和王立夫分到了天津市附近的六十六军。太原市的杨武分回了军部在太原的六十三军。昌平县的陈少军和王海龙，分到了张家口的六十五军和承德的二十四军。相对于他们，我分到了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地理位置好像要比他们俩好一点，最起码气温不像张家口和承德那么低，中队干部考虑的因素可能就是我没有入党。
到部队以后，才感觉到教导当时说的太对了，部队之间的干部调动十分艰难。教导员当时还有一个事儿没有说，就是不同部队之间，不光是因为地区不同的气候差异，其实因为各部队装备不同，生活条件相差也非常大。
我们在军校时候的伙食标准是总后勤部核定的一类灶，每人每天六毛二分钱。学校给所有学员们每人每天补助一毛钱，成了每人每天七毛二分钱。我们部队的伙食标准，因为装备了装甲车，每人每天是九毛六分钱，伙食费一下子比军校高了很多。我能切身感觉我们部队的伙食比军校时候好了很多，但时间一长，仍然觉得生活条件很艰苦。
转业多年以后，有一次军校同学聚会。无意中和当时与王海龙一起，毕业分配到承德二十四军，而且他们俩还是一个连的董兴民同学，聊起在部队的生活。他说当时他们部队的伙食标准就是一类灶的六毛二，因没有了学校的一毛钱补助，比在军校时候的伙食标准还低。当时他们连队供应的主食中，还有高粱米。虽然我没有吃过高粱米，但我知道高粱米，不用说跟大米和白面相比，就是跟玉米面相比，也绝不是啥好吃的粮食。说起部队的装备，小董说当时他们连队还有骡马。八十年代中期了，部队还有骡马，这也是挺让我感到吃惊的一个事儿。
带着这种将信将疑的震惊，我又询问了我们班陈少军同学。他说他们部队，跟小董他们部队一样，主食供应也有高粱米。说起连队有骡马，陈少军还跟我说了一个小细节，说是连队负责骡马喂养的战士，如果因为比较懒没有及时添加草料，骡马们饿急喽连废纸都吃。
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当时在部队的时候，不太满意的伙食标准，其实要比其他部队强了很多。
八五年全军精简整编开始以后，首先裁撤的就是六十六军和六十九军。看到这一个消息以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赵阳利和王立夫，不知道这两位同学受没受影响。多年以后才知道，赵阳利这个当年我们毕业分到部队以后，又被学校抽调回去，短期集训以后就到云南对越作战前线部队代职的同学，他所在的一九六师是整体转隶到了天津警备区。分到一九七师的王立夫同学，他们师和班长杨跃坤的老部队守备五师合并，组建了守备五旅，王立夫就势就转业了。
像这种部队整体转隶，对个人的影响相对还小。如果部队整体裁撤，对个人的影响就大了。
因为我们团在精简整编中，虽然也有一些小改动，但总体并没有变化。经过精简整编，我们的团不但没有缩减，反而有的单位还有增加。
整个精简整编过程中，我一直是在一营炮兵连。从我所在的角度来看，就是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的增增减减。开始连队的一零零迫击炮是编制四个班一个排，八二无后坐力炮编制六门炮两个排。后来增加了两门迫击炮，把迫击炮扩编成了两个排。再后来又缩减了三门无后坐力炮，变成了一个排。
开始编制变动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上级负责编制调整的领导们的运筹帷幄。后来总是变来变去，我好像看到了负责编制调整的几个领导在争论不休，哪一方声音大了，就按哪一方的方案来。声音小的一方一直也不罢休，总在边上嘟囔。嘟囔的时间长了，又按照嘟囔一方的方案来。所以从我这里来看，就是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总是变来变去。
编制变来变去的同时，连队干部也多次增减。八五年新的干部编制中，连队取消了副指导员的编制，司务长也由干部改为志愿兵担任。以后，连队又恢复了副指导员的编制，司务长又改成了干部。所以从我的角度，感受不到太多精简整编对个人的影响。
九二年我到机关以后，年底的时候，管理股新来了一个干部，副营职管理员贾开吉。老贾八零年兵个子不高，老家是衡水武强县的。他调到我们团，不是靠啥关系，而是他原来所在的部队，守备五旅撤编了，他是被组织分配到我们团的。
老贾人很随和，见谁都是一副笑模样，不笑不说话。这可能是他的性格使然，但我却感觉他是一个人到了新环境，处处都要谨小慎微的拘谨，完全就是一副外来户的做派。我从连队到机关，都有很大的不适应。每次跟脸熟但没有打过交道的人说话，心里都非常忐忑。何况老贾是从外单位调来，完全是两眼一抹黑。老贾虽然兵龄已经不新，但他完全不像团里其他同年兵那样放得开。
因为平时工作上的交际不多，我又不是一个喜欢跟生人打交道的自来熟性格，所以对老贾一直是点头之交。让我对老贾刮目相看熟悉起来的一件事儿，是他给我儿子刻的一枚印章。有一天我担任司令部值班，老贾跟我聊天，问我小孩儿是属什么的，我随口说是属羊的，老贾说要给我儿子刻一个印章。这时候我才知道老贾有篆刻的技艺。
第二天，老贾给我拿来了印章，图案是一只小羊。在纸上印出来以后，活灵活现非常灵动。这让我对老贾刮目相看的同时，又感受到了他的热心。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贾来自中国年画之乡武强县的缘故，反正他的篆刻技艺非常精湛。时不常的就能见到老贾的各种作品，在《报》和《战友报》等各种军内外媒体上发表。老贾的作品，拙朴中透出一股灵气。每当大家称赞老贾的时候，他总是表现的非常谦虚。在我看来，以老贾作品的水平，在大机关的宣传部门工作，应该是绰绰有余。
九二年下半年的时候，参谋长王国启去南京陆军学院参加中培，司令部由副参谋长和波主持工作。通过拍电影《武状元苏乞儿》，我已经跟和副参谋长很熟悉，也习惯了他笑呵呵地以玩笑方式说正事儿的工作风格。
有一次周末我回家了，回来以后，和副参谋长跟我说：原准备给你安排一个非常好的差事，结果你不在。我赶紧问什么好差事。他说：去一一三师监考，因为你不在，就安排贾开吉去了。
部队有两个大家公认的好差事，一个是去接兵，一个就是去监考。接兵可以顺便游山玩水看风景，而且接兵的事儿也不难干，都是别人求你的事儿。监考这事儿也是这样，虽然时间不长，但干部部门组织的这个事儿，哪个单位都想让自己单位的考生考出好成绩，没有别的好处，但好吃好喝的招待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在本集团军范围内监考，一一三师又在保定市，我还可以顺便回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对我都是一个好差事，结果因为我不在，失之交臂。
监考这个事儿，我也算经历了半次。有一天，司令部接到了一个通知，让我下午赶到师干部科去，干啥没有说。干部科管干部，我又没有干啥坏事儿被师里知道，那就只能是好事儿。结果我赶到干部科以后，干部科的一个干事，问明我是谁以后，他问我认识不认识石家庄陆军学院的曹雅利。
曹雅利我太认识了，他跟我在军校是一个区队的同学，他是一班我是三班，他毕业以后留校了。干部科干事听我这么说，笑着跟我说曹雅利来师里监考了，晚上让我陪着吃饭。兴师动众把我从团里找来，闹了半天原来是一场饭局。晚上吃饭的时候，曹雅利是当然的主宾，加上几个陪他喝酒的师机关干部。这也是我们俩毕业以后第一次见面，那天喝了不少酒，聊的都是中队同学们的事儿。
也就是通过这次到一一三师监考，老贾认识了一一三师的干部。时间不长，老贾就调到了一一三师。后来得知，老贾调到一一三师以后，曾经短时间在三三七团后勤处当副处长。
从老贾调到一一三师这个结果看，老贾去监考比我去要有价值。我去监考最多是回家方便点，我绝对没想调到一一三师的意愿。不是我不想调到一一三师，主要是我对调到新单位，要重新熟悉环境有点发怵。
等我再次见到老贾的时候，是我转业以后，在保定一家公司上班。有一次公司赞助了保定市旅游局的一个活动，我代表公司去保定电视台录制节目的时候。公司行政部的一个小同事李伟，因为一件非常小的事儿，惹得同在节目现场的一个旅游局领导不高兴了。我在跟他们交涉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多年没见的老贾。
老战友相见分外热情，老贾我们俩都没想到在这种场合相遇，这时候我才知道老贾转业到了旅游局。说起刚才的小小不愉快，老贾笑着说没啥事儿，告诉我他们那个领导也是一个咱们部队的。老贾跟我寒暄完以后，又跟他们那位领导小声说了几句话，那个领导也露出了歉意的微笑。
精简整编这个事儿，不管是从国际形势还是国内经济建设大局来看，都是一件大势所趋的好事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处在精简整编过程中的个人，尤其是干部，感受则大有不同。刚在一个单位熟悉了，结果这个单位撤编了，需要你到一个新的单位去，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都要重新熟悉认识。这样的一个过程对谁，都不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儿。
我在军校的四班同学赵福艳，毕业以后跟我们班王立夫一起分到了六十六军一九七师。八五年精简整编的时候，一九七师和守备五师合并组建了守备五旅。在守备五旅作为军区撤编试点以前，他成了全旅干部的羡慕对象，因为他调到了二十四集团军机关。后来他在七十二师又经历了改预备役的过程。
我跟赵福艳聊起贾开吉的时候，他脱口而出就说老贾篆刻技艺精湛。按照赵福艳的说法，他在部队期间，一直都是被精简整编和裁撤撵着走。虽然老赵说的很轻松，但我却听出了非常无奈的韵味。
精简整编对个人的影响，对战士其实影响不大，因为不管在哪儿当兵，都是三年复员。主要是对干部的影响比较大。对于想转业，因为转业名额限制，一直走不了的干部，精简整编就是一个天赐良机，算是一个好事儿。对一些想在部队长期干，尤其是一些家属在农村，想依靠职务提升到副营，或者兵龄到十五年，然后以此办理家属随军的干部，精简整编就不是一个好事儿了。
我在部队期间，虽然没有经历精简整编中单位被裁撤。但与贾开吉等好几个因为原单位被裁撤，而调到我们团的战友接触过。从他们身上，我感到了他们对精简整编的无奈，体会到了他们军旅生涯中的这种很少被他人关注的不易。
参加天津引滦施工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铁道兵第八师，另一只是步兵第198师。铁八师是在工程即将完工时就裁掉了，198师是完工的两年后的1985年百万大裁军时也被裁掉了。
你们是如雷贯耳的万岁军，我们是与人民海军同岁的人民海军种子部队。你们是陆军的王牌，我们是海军的铁拳头[害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