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Donald William Henry 1875—1946），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政坛上最为活跃的西方人。1875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898年成为新闻记者，1903年赴远东采访，先在香港接受《德臣报》聘请担任副主编，并结识革命党人胡汉民、宋耀如等人。1911年，端纳作为《纽约先驱报》驻中国记者的身份抵达上海。
孙中山回国后，端纳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参与起草中华民国第一个政治纲领《共和政府宣言》。
端纳曾经首先获得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协议，并在《》发表，引起中外轰动。
西安事变爆发后，端纳作为调停人，在西安参加谈判，数次往返南京与西安之间，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一定的贡献。
端纳始终希望中国发展民主政治，1940年因为和蒋介石意见不和，辞职离开中国，环游太平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宋美龄急电端纳希望他回中国助战，端纳在回中国途中，经过被日军占领的菲律宾时被关入集中营。
1945年2月，应蒋介石的要求，美国远东地区司令麦克阿瑟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行动，用空降兵占领了集中营解救端纳，将端纳用美军直升机送往珍珠港海军基地医院疗养。但此时端纳的身体健康情况已经十分不好，1946年病逝于上海宏恩（华东）医院。后葬于上海宋园公墓。
癸卯兔年春节刚过，在王兄呼朋引领下，晓军与我，我们三人都有同样的兴趣，一拍即合，说走就走，组成了一个“端纳遗迹寻访团”。带着还未消褪的新春节日余欢，踏上了去端纳故乡的路途。
端纳故乡在离澳洲悉尼约150公里的著名小镇利斯戈（Lithgow)。我们登上了西去的乡际火车。一路上情不自禁的谈论此行话题。
火车过了黑镇仿佛加快了车速，宛如了解我们此时的急切心情。到了卡通伯（Katoomba)，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徒步蓝山的背包客下了火车，顿时车厢变得更加空旷。据悉这趟列车已成国际专列，每天承载着各国游客在此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蓝山景区下车，背着各式装备的徒步探险者，便游走于大山深处。
火车又一路沿着蓝山山脉继续行驶，窗外夏日晴空下山岭叠翠的风景确实优美，但这些美景远不如我们心中那道斑烂四射的端纳景致更令人着迷。诗与远方也许永远敌不过对一个有趣灵魂的向往，我们坚信前方利斯戈(Lithgow)会实现我们此行心愿，会向我们打开这谜一般的宝盒，抑或此行将作为追寻端纳遗迹而划上圆满的句号。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火车路途，我们终于到了此列火车的终点站利斯戈（Lithgow）。
过了主街是个街区小广场，旁边有个咖啡馆，我们驻足凉棚下的座位，先稍作休息。喝了咖啡吃了培根芝士面包卷等午餐，在广场上溜达起来。
一尊雕塑首先映入眼帘，本以为是端纳的塑像会迎接我们。走近一看，却是一位当地勇夺奥运田径金牌运动员的雕塑。
午饭后我们先沿着主街先向东一路走去，沿途有几家餐馆与商店。我们进入一家颇为高雅的礼品店，那家店里有卖几十年前“可口可乐”瘦腰身的玻璃瓶，那该算是收藏级的物品了。
看店主是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士，我们准备好的两大问题和盘托出：一是否知道百年前生于此的一位叫威廉· 端纳的澳洲人？二是这里是否有关于端纳生平的故居或纪念馆？
店主知悉我们远道而来，颇认真的看了我们递给他手机上的端纳图片与人物姓名，他略有所思了一会，摇头作了答复。
我们继续沿途走去，问询了一位路人与古老建筑里的邮局人员，均以不清楚回复。
大海捞针般的寻访看来毫无进展，最后我们又在一座百年名校的对面一书店驻足，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问询了一位留山羊胡须的花甲男士。开书店游刃于万卷书海，独居名镇一隅，若坐拥百城，定知天下事。他思索一下，将咱们提供的人物姓名输入台上的笔记本电脑。我们感觉此问询会有希望。想不到一会儿他也两手一摊给予答复。
万般无奈之下，我们载着蓝山山脉的夕阳余晖踏上了归途。颇具仪式感的端纳故乡行一无所获，打破了我们来之前的所有认知。仅获安慰的是领略了端纳故乡的风采，感受到在这悠然山水间，曾经滋养过一个年少稚嫩灵魂的成长。此行也为我们不难发现多角度非凡的端纳人生辅以延伸。但随之而来的是诸多疑问？
我头倚靠在长途火车座的高靠背上，拉下遮阳帽檐，双目微闭，看似闭目养神，实则思绪万千。像风像雨又像雾的端纳身影一次次在我面前浮现，恍惚间这身影在车窗上、在这狂奔的澳洲原野上闪现……
端纳，在二十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中国的端纳”闻名于世，1875年6月22日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利斯戈（Lithgow）小镇。其祖先为苏格兰人。他从小跟做建筑包工头的父亲当助手，因为少年时腰部受伤，端纳未能子承父业。父亲是建筑商，也是Lithgow第一任市长。
端纳中学毕业后，离开Lithgow，去墨尔本和悉尼报社打工。他虽然学历不高，但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天资，在报馆从校对做起，升任编辑和记者。
1902年他离別发妻，独自前往香港，在《中国邮报（China Mail）》当记者，八年后升任经理，同時兼任《纽約捷报（New York Herald）》驻港通讯员、《远东杂志（Far Eastern Reviw）》总编，和英国《曼切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记者。期间正逢“日俄战争”，他写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报道，由此声名鹊起，成為英美两国驻港的著名记者。
1903年，带着一丝好奇，28岁的端纳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与这个东方大国结缘了。一个英俊少年从旷野乡村走向多棱世界，走向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方古国，从此他再也无暇眷顾家乡纯朴清新的山风，一别终老，最后长眠于深爱的东方大地上海宋园公墓。
端纳在中国人或澳洲人的印象中是模糊的，尽管有不少人知道他曾经是蒋宋家族的政治顾问，在“西安事变”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除此之外，端纳的事迹、身份还都几乎是个谜。甚至他的国籍也因年代久远而几近湮没：美国人? 德国人? 英国人? 很少有人能毫不犹豫地道出他是澳大利亚人。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端纳自19世纪末到将近本世纪中叶的40多年间，一直活跃在中国政坛上。
从清末起，他先后担任着中国各类政府的政治顾问：从两广都督府，孙中山、袁世凯到张学良、蒋介石。端纳数十年如一日，在近代中国政治的漩涡中遨游搏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刚到澳洲仅知道澳洲有个叫莫理循的中国通，曾活跃在中国清末民国时期。多年以后才知道澳洲还有一位更厉害的中国通——端纳，对当时的中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的。
第一位即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1920），他是《伦敦》驻北京记者，曾在1912年至1916年期间担任过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1859—1916）的政治顾问。
第二位澳大利亚记者便是端纳，他于1903年任香港《德臣报》编辑，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担任过“少帅”张学良（1901—2001），以及蒋介石（1887—1975）和宋美龄（1897—2003）的政治顾问。
这两位澳大利亚人都经历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诸多的戏剧性事件，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在“北京的莫理循”成为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焦点的同时，有关端纳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的部分原因主要在于缺乏资讯。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澳大利亚，端纳都是重要的。从某种角度观察，端纳的故事就是斑驳陆离的近代中国的故事。
虽然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横亘着的浩瀚的太平洋，飞机要飞十多个小时，空中距离达8000多公里。然而大量的事实上，中澳两国之间在历史上不仅确有因缘，而且这因缘丝毫不比中美、中英、中日之间的因缘逊色。
但我不清楚，这样一位声望卓著的人物，为啥他的遗迹在澳洲几乎烟消云散、销声匿迹？这是令人深感诧异的。
在悉尼内西区的艾士菲（Ashfield)的主街上，能见到历史人物梅光达先生的雕塑头像，在澳洲能见到不少介绍莫理循的生平与绘画作品。而我们从端纳故乡归来，除了那些青山绿水与曾是端纳吹过的田野和煦的山风外，端纳遗迹荡然无存。是端纳的声望不够格吗？不是，是端纳的传奇人生不够精彩伟大吗？更不是。
端纳奇特的人生本是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传记素材，然而，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发出光彩的人物，却长期遭到史学界和文坛的双重漠视。在西方，除40年代出版的一部由美国记者厄尔·阿伯特·赛尔仓促写就的采访记之外，有关端纳的信息只散见于少量杂志和报纸。在中国，端纳的形象只是作为有关人物的陪衬，像道具一样的出现，零碎而模糊。端纳为什么同时被摈除出中外历史学家的视野? 尤其是澳大利亚和中国，为什么双方都对端纳几乎是缄默无言呢?
更奇怪的是端纳自己，作为一个写家出身的饱经近代中国政坛风霜，富有激情的新闻记者，依常理，即令不是著作等身也会有几本书存之于世，为什么端纳没有给后人留下只言片语呢?至少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是应当引为惭愧的。端纳能够说是在亚洲政治史上占一席之地的极少数澳大利亚人之一。在澳大利亚史学界，有关端纳的研究几乎等于零。在权威的人物辞典中，出现的有关端纳几百个字的简介，竟是这位叱咤风云的新闻记者最好的待遇。难道因为端纳自20多岁去了中国，一去就不回头而最终遭到母国的冷漠吗?
宋美龄曾经以“绝非偶然”评端氏：“清末民初，在华受聘的外国顾问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是在本国具有相当地位和声望的人。而象端纳这样的人，在其国内不过是当工人的一介平民，只身来到中国，居然能成为岑春煊、孙中山、袁世凯、蔡锷、张作霖等人的朋友或顾问，绝非偶然。”
1908年，端纳结识了胡汉民、宋耀如等中国早期的革命人士。在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他走进了宋耀如家，由此认识了宋耀如的第三个女儿宋美龄，当时她年仅11岁。宋美龄与端纳很投缘，她亲切地称呼端纳为“端纳叔叔”，对这个洋记者非常尊重。聪慧可爱小女孩口中甜甜的“Uncle！”，令端纳颇为舒心。此时端纳33岁。正是因为在那个温柔的良夜，走入了宋家与宋美龄相识，让他日后进入政治界的高层更具优势。
也正是这次与宋美龄的意外相见，促能了端纳从此步入民国政府第一洋人高参的要职。
从查看史料获知，虽然端纳与宋美龄年令相差22岁，端纳风度翩翩，风流倜傥，身材伟岸，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英国绅士后裔潇洒风范，令宋美龄耳目一新。在与之相处下，渐渐地称呼也从端纳叔叔变为兄长，再后来直呼为：“端”。宋与端纳的亲密关系，也可从称呼上一见端倪。
端纳别妻离子，在中国长期孑然一身。有些书（如《金陵春梦》）捕风捉影地渲染他和宋美龄的有关绯闻，然并非排斥所有。端纳的“罗曼蒂克”出现在他的晚年。他的一位中国好友的女儿——年轻貌美的安西，曾受雇于他，成为他的秘书，随他一起遨游太平洋，协助他撰写回忆录，由此带来这个澳大利亚老人的一段晚晴的浪漫史，在其生命中闪耀着霓虹般的光彩。然而，这光彩又是短暂的。当安西最终和那个年轻英俊的美国银行家手拉手地漫步在菲律宾海滩时，端纳的心碎了。
端纳与中国的因缘起于对中国民主主义者的同情。在本世纪末，当孙中山等人在海外企图推翻清政府时，端纳就赞赏这些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并在香港与他们结识。他始终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他以一个西方记者和观察家的身份站在中国革命者一边，替他们出谋划策与西方较量斡旋。洋顾问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国门伊始，对西方知之甚少的中国政治人物，还不懂得如何与列强们斡旋，
于是，“以洋制洋”就成为时尚。爱新觉罗·溥仪的外籍老师英国人庄士敦实际就是他的洋顾问。在此以后崛起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起用过不少洋专家。北洋政府中的部长副部长亦有洋人担任。莫理循就更是袁世凯麾下显赫一时的高级参议。
有趣的是，上述洋人都是由各个政权遴选花巨款雇佣而来，惟有端纳却是毛遂自荐，志愿献身，他是不拿钱或少拿薪俸的。用他的话说：“我不忍心给这个贫穷的国家再增加什么负担。”他出任政府的经济情报研究所所长时，官方给他的月薪2万大洋全被他用于所内的各项开支上，以至成为部长们的笑柄，说端纳是“天字第一号的傻瓜”。
端纳在得到民国政府聘请前，蒋氏夫妇对他已经有一定的了解，蒋介石对端纳的意见和看法很尊重。端纳深得蒋介石夫妇的信任，平日吃穿住行都与他们一起，出入蒋介石的官邸犹如无人之境，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端纳的60周岁寿诞上，宋美龄亲自为他安排了家宴，高度评价了这位中国友人。
端纳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罪恶之一就是向中国输入，从而摧残了中国人的精神和体力。由于牵涉到大批官商，纵使是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也一时无法下决心。是端纳以“长此下去，国将不国”来刺激蒋介石，使蒋终于采用严刑峻法，下达了对贩卖者格杀勿论的法令。而蒋夫人宋美龄当年在国际舞台上发表的那些优美的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的辞令和动人心魄的演说，则大多也是出于端纳的手笔。
当然，端纳也是一个淡泊名利，温文尔雅的人，他说：“我视名利如浮云。”自从端纳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后，他提出推行了一套改革计划和措施，如禁绝、开设中央银行、严惩贪腐等，这一些内容的规划，形式上的蒋介石在全国发布，实际由端纳起草完成的。
这样一位心怀坦荡的洋高参赢得了民国政府重用理所当然。端纳不仅在治国理念上颇有明确的目的性，而且在国际事务与国内派别纠纷的调停也极具才能。
端纳虽对中国一往情深，但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菜他从不问津，只吃西餐。袁世凯登基前，为笼络人心，曾大宴宾客。席中有200多道精美绝伦的中国莱，引起中外宾客的惊叹。面对中外的老饕们，端纳目不斜视，只享用自己的牛排和面包。在中国他始终雇着个西厨，伴随他南征北战。他从不学中文，顽固地用英语几十年如一日地和中国人打交道。端纳的坦率，固执和真诚是出名的。在当时那些为中国服务的西方人中，只有他敢直言冲撞政府领导人。所以，中国的政治人物们对他既敬又怕。这也注定了端纳日后悲剧性的结局。
他出走的直接契机，源于一次与宋美龄的严重口角。当时，端纳对宋家垄断中国经济的特权进行了声色俱厉的指控，宋反击说：“你尽可以批评中国，尽可以批评中国政府，但对宋家的有些人你是不可以批评的。”此话噎得端纳半天喘不过气，造成他最终和中国的诀别，他义无反顾地走了。当时他已65岁，满头白发。他来中国时25岁，他已在中国这片黄土地上盘桓了40年之久!
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端纳是在暮色中乘最后一班飞机赴香港的。他俯瞰着脚下的神州大地，欲哭无泪。事实上，端纳晚期不断在腐败的官场中受排斥和打击。他的以民主思想改造中国的想法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从某一种意义上说，端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折射出半个世纪近代中国的悲剧，其中蕴含着一个被证实的道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孙中山），拥有强权的军阀（如袁世凯、张学良）或是军政一体，集权谋于一身的蒋宋王朝，都不能将中国从西方列强的铁蹄下拯救出来。
端纳谈吐幽默，雷厉风行，常常妙语连珠，亦会带有一连串的Dam一类的粗话，有时弄得人很尴尬。他嫉恶如仇，不贪钱财，不近女色，重义轻利。他又是个工作狂，能通宵达旦地运转。他爱好收集古典唱片和驾艇出游。他给自己在香港的一艘游艇命名为“美华号”，以示对中国的爱心。他多次对友人说：“如果哪一天中国人把我踢出国门，我就驾着‘美华号’去太平洋遨游，直到死! ” 最后他真的这样做了。
端纳真的失踪了。他所以出走，是因为在内地工作了近30年，深感身心疲惫，感到内部腐败已经无力回天，加之羁押在贵州的张学良给他来了一封信，提及“西安事变”之事，他说，你与子文曾以人格担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却失去自由，比牺牲我的生命还要悲惨，希望你与子文尽量设法，冀盼恢复我的人身自由。端纳深知，蒋介石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绝无半点通融的余地，想来想去，只好一走了之，就此离开中国政治的漩涡。
端纳离开中国后，即去驾艇环游太平洋，以实现自身早年的梦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宋急电端纳速回中国助战。端纳心一软，就降下桅帆，踏上了北上中国的历程。战火使他的回归极为艰难。他在菲律宾登陆时，当地已为日军占领的沦陷地，所有欧洲人都被关押在统一的集中营里。尽管端纳隐姓埋名，但人们还是认出了他。当时日本人正以重金通缉这个“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然而，集中营的难友们却无一人出卖他。
在集中营里，端纳对一同被关的美国著名律师达兰说，我手提包里的文件，足以使我被绞死。达兰真诚地说，我会保护你的，我尊敬你。此后达兰一直照顾着端纳。两年之后，危险果然来了，因为日本人已得到端纳在此地集中营的消息。
一天晚上，一辆军用卡车载着一队日本宪兵出现在集中营里。他们对达兰等人喝问：集中营里是否有威廉·亨利·端纳其人？我们得到可靠情报，这个恶魔就躲在这里！
日本宪兵们拿着花名册，指着“威廉·端纳，爱丁堡人。”这一行字，咆哮着：“是否就是此人，快说！”
达兰沉静地回答：“你们找错了，这个威廉·端纳是个70多岁的老人，他是英国人，不是澳大利亚人。”
十分钟后，端纳跟着达兰来到日本宪兵面前。两年的集中营生活，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端纳的面孔，他满头白发，腰背佝偻，步履艰难，完全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
日本宪兵紧紧盯着他的脸孔问：“你就是威廉·亨利·端纳？那个在中国的端纳？”
“不，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威廉·端纳。我呼吁你们讲究人道，改善伙食，增派医生……”端纳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学究。
宪兵们盘问再三，始终不得要领，悻悻地走了。看着他们走远了，端纳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很谢谢达兰巧妙地掩护了他。
1945年2月，应蒋介石的特别的条件，美国远东地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洛斯巴诺斯”行动。
数十架飞机投下的空降兵一瞬间占领了端纳居住的“洛斯巴诺斯”集中营。士兵们打开了铁门，高呼“自由万岁！”端纳旋即被美国空军飞机直送珍珠港海军基地医院疗养。
蒋介石听到营救成功的消息，亲笔签署了一份欢迎端纳重返中国的电报，发到珍珠港。宋美龄派出中国航空委员会的专机，配备好医护人员和药品，直飞珍珠港接回了端纳。由宋美龄安排转机将他接到了上海宏恩（华东）医院治疗。期间，蒋介石多次去看望，并且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端纳的晚年是凄凉的。他垂垂老矣，多年的颠沛流离使他病入膏肓。昔日的风采和朗朗的笑音已消逝殆尽。他常躺在病榻上大口大口地咯血。他清楚自己生命的日子不多了。他时常朗诵尼采的名诗《太阳落了》：
他间或能收到蒋、宋的慰问信。他越加殷切地思念中国。并在他弥留之际，民国、年近半百的宋美龄还立其床侧为其诵读《圣经》。这幅临终关怀的图景，再次令这位Uncle深受感动。
那座建筑是匈牙利人邬达克设计建造的。易帜后宏恩医院改为华东医院，在现今的南京西路与延安西路交汇处，西面即是“美丽园”，对面即“文艺会堂”。余熟悉那座建筑，曾有多个不眠之夜在那里陪伴过垂垂老矣的亲人。
记得大楼病房南向是一大片绿草如茵的西式大草坪，墙外是幽静的华山路，又与上戏校园近邻。
华东医院虽属市“三级甲等医院”接待病患市民，但又不同常规的“三甲医院”，它又是华东地区高干直属医院，医院有权邀约本市各科最顶尖医师前来会诊，故又被称为上海最好的医院。
端纳临终前，他希望自己能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宋美龄在上海宋家墓地拨出一角，安葬了这个在中国活跃了近半个世纪的澳大利亚人。奇怪的是，端纳在40多年内竟一次都未回过故乡澳大利亚。端纳的妻子安长期居于香港，自1920年起就同端纳分离。端纳去世前，妻子和女儿曾前去照料他。安说，端纳哪里是和我结婚，他是和中国结婚了。
端纳生前确实想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1945年，在夏威夷接受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时，他曾谈到：“我的这本书应当这样开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是一部告诉世人中国人是一个多么杰出的民族的书……”
事实上，端纳在1941年遨游太平洋时慢慢的开始动笔。后来，他冒着杀头的危险，携着这本书稿在菲律宾日本集中营中生活了4年。其后，这些手稿竟不知散佚何处。端纳曾对许多人谈到他写书的重重顾虑——他了解太多中国的隐私，写出来会伤害许多人，甚至是朋友。他曾婉拒出版商的热情邀请。
端纳唯一留下的较长文章刊于1941年11月出版的《AsianMagazine》，题名为《我的回忆》。然而这家本来就发行量有限的杂志社，在战争中被日军炸毁，出版物荡然无存。这不能不是个巨大的遗憾。
一位洋人的中国政治冒险之路划上了句号，这些惊险动魄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令我深深慨叹！他为中国未来丝毫没有保留孤注一掷自己的一生，精神可嘉。他的离去正值国共大会战前夜，接下来的三大战役，炮火连天，横尸遍野，蒋家王朝遭遇灭顶之灾，如端纳健在，面对如此不堪败象，又作如何置评？
一代枭雄逐鹿华夏，征战大江南北的历史早已尘埃落定、悄然而去，经过战火洗礼后，江山壮丽，风光无限。
2015年清明前夕，在沪陪友人为凭吊逝世十周年的著名画家陈逸飞，去了上海西区的宋园（现为宋庆龄陵园）。正好顺便瞻仰葬于此园的端纳墓也在计划中。
记得昔日的宋园于市区边缘一僻静之处，这里放青的柳条与桐荫半肩，吹着郊野园林无羁的清风，虽是墓地陵园，但能让人回忆起岁月里的那些碎片。
现今通了地铁，周边居民楼也不少，商业网点林立，虽不喧哗，但远不如以前的宁静。出车站没多远就见绿树环抱，肃穆庄严的宋园。
春风送暖，花香鸟语。静谧黄昏前的夕阳，缕缕金色光晕投射在先人安卧的草坪，为墓园陡添了一道神秘色彩。当我们祭扫完画家墓后，在园内外国人墓区没找到端纳墓。正想去园管理处问询，此时落日西下，闭园即临，悻悻离去。不日后返澳，一耽搁又是多年，但未忘端纳。
近日从端纳故乡返，同行者也因在沪找端纳墓未果，由此让我们对端纳之墓心生疑虑。
后又听说端纳墓塚迁移之传闻。在2012年澳洲通过有关部门与中方沟通並得到认可，已将端纳墓塚从上海宋园迁至澳洲维多利亚大学内名人墓园。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有待了解。
闪亮的流星划过，总有人会记取。每个独立而有趣的灵魂，都有处可栖。追寻端纳的遗迹没有止步，我与朋友们还会在中澳两地继续努力！
